《文化苦旅》出版已经三十年了。
今天这一版，带有纪念性质。
 
 
 
三十年来，这本书的印刷量，实在无法统计。

东方出版中心、中信出版社、中华书局、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等等很多出版机构，都先后出过。
 
作家出版社介入此书较晚，
好像是初版二十几年后的事了，
照理高波已过，但也很快给我颁授了《文化苦旅》丛书发行450万册的“超级畅销书纪念奖杯”。

其实，这还只是在说正规渠道。
 
有趣的是，经常有不少重要人物拿出早已读旧了的这本书要我签名，
我一看，几乎都是盗版。
 
据有关部门早年的调查，此书的盗版本，是正版的整整十八倍。
面对这么庞大的读者群体，我为自己作为一个华文作家而深感自豪。

沧海星辰般的黝黑眼神，注视着自己笔下流出的那一些汉字，
这是世上其他文字的写作者无法想象的盛景。
 
然而这种自豪又牵连出了一种心理亏欠：
我一直没有把这本书的“背后故事”告诉读者。
 
以前总认为文本就是一切，
文本之外的事情即使再重要，也只该藏在作者心底。
现在看到几代读者超常的热情，就明白自己不必那么矜持。

那些重要的“背后故事”其实也是《文化苦旅》的一部分，
很多读者可能都愿意听听。 
  
“背后故事”可分三段来讲。

第一段：苦心远旅。  
我年轻时，经受了社会思潮的剧烈转折。

先是面对长久的极左封闭，我冒险写出了一系列论述世界人文科学的著作与之对峙。

这个规模不小的基础工程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了极高的社会评价，
我也因此被推举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还担任几所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
 
本来，我很可以在这样的位置上延续风光，安适度日，
却遇到了一个精神裂谷。

原来，改革开放引发了全方位的对比性反思，
而当时的中国确实还处处贫困，又随时可见政治运动所遗留的伤痕。
 
在这种情况下，海内外某些群落对中国文化作出了整体质疑，
“丑陋的中国人”、“民族的劣根性”等等论调不绝于耳。
反思是必要的，说一些过头的话也很正常。

但是，当贬斥的对象扩大为一个庞大族群的整体，
那就违反了我对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宏观思考的基本理智。
 
就在这时，我读到了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中国的论述。

罗素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到中国考察，
当时的中国，备受欺凌，一片破败，让人看不到希望。
但是，这位哲学家却说：

进步和效率使我们富强，却被中国人忽视了。
但是，在我们骚扰他们之前，他们还国泰民安。
白种人有强烈的支配别人的欲望，中国人却有不想统治他国的美德。
正是这一美德，使中国在国际上显得虚弱。
其实，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自豪得不屑于打仗，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如果中国愿意，它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不管中国还是世界，文化最重要。
只要文化问题能解决，
无论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我都接受。 

说实话，读到“在我们骚扰他们之前，他们还国泰民安”时，我有点鼻酸。

因为这个判断恰恰来自于那个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国家，
这个论点重新描绘了历史图谱。
 
其实罗素对中国历史了解不多，却显现出如此公平的见识。
这种态度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催促我必须为自己的文化做一点事。
 
于是，我决定摆脱已有的名誉地位，
辞职二十三次终于成功，单身来到甘肃高原。
当时宣布的目的是“穿越百年血泪，寻找千年辉煌”，
而我内心的目标却更加艰深，那就是让中国人找到“集体文化身份”。
 
这件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没有做，
因此使那场运动比不过欧洲的文艺复兴。
 
若有可能，我还想在文化考察中来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罗素说“如果中国愿意，它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要说服自己和别人，理由必须感性、具体的，而不能用套话、大话自欺欺人。 

因此，我独自在沙漠里行走，去寻找一个个伟大的遗址。
而且，首先必须是文化遗址，因为罗素说了，“文化最重要”

 
 
 
 
寻找遗址，就像拉着一批批不信任我们的人来到曾经发生过事情的现场，
用实地、实景、实迹，让他们不能不驻足。
 
多数遗址一定已经荒落，那就给过去的伟大加上了悲怆。
悲怆的伟大更加伟大，因为它们承载着历史的重量。
我会在伟大和悲怆之间不断掂量，看看有哪些遗址还能让今天的中国人心头一热。

当时，多数同行都拥挤在出国、升职、下海的闸门口，
而我却背过身去，成了一个“逆行者”，
披着一件薄棉袄，穿着一双旧胶鞋，在无人的荒野间细细寻觅。
 
终于，在一间间乡村小旅馆，我用竹竿圆珠笔开始记述。
一些今天的读者非常熟悉，而当时的读者大多陌生的地名，
如都江堰、鸣沙山、莫高窟、西域喀什、上京龙泉府、
黄州赤壁、青云谱、承德山庄、宁古塔、平遥票号、
天一阁、岳麓书院、西江苗寨等等，一一郑重地出现在我的笔下。
 
随之，拜水文化、石窟文化、西域文化、异族文化、魏晋文化、
石窟文化、流放文化、晋商文化、藏书文化、科举文化、书院文化、
两难文化、废墟文化等等，也逐一被勾勒。
 
与这些文化相关，我又恭敬地请出了许多飘渺的身影。
这些地点，这些文化，这些身影，以前虽然也有史籍论及，
但几乎都没有被完整地描述过。
 
这也就是说，我完成了一次首创意义上的“文化踩点”。
这些点，埋藏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穴位。
 
我在寻找这些点的过程中，往往既惊讶，又含泪。
 
相信多数华人读者也会有近似的心理反应，
因此我写作时采用了一种心灵对话的诗化文体。
唯有诗化，才能把历史、遗址、作者、读者一起带入一种难舍难分的至美境界。 
 
这就可以进入“背后故事”的第二段：意外轰动。

当这些在小旅馆写的文章以《文化苦旅》的标题在巴金主编的《收获》杂志发表并出版后，
形成了远远出乎意料的轰动。
 
上文已提到惊人的印刷量，那还是指大陆，
而更让人诧异的，是全球华文世界的超常热情。
 
特别是台湾地区，当时与大陆还有重重隔阂，互不了解，但这本书却把隔阂全部穿越了。
 
据著名诗人和出版家隐地先生说，《文化苦旅》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本岛的家家户户”。
《文化苦旅》中的文章还被收入了当地教科书，
这对大陆作者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突破。
 
在年轻人中间，则兴起了一种时尚，
叫做“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
一群台湾作家还以这个书名出版了专著。
 
写作《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柏杨先生在台北见到了我，
一见面他就说：“两个字，羡慕。羡慕你以大规模的文化遗迹考察，重新定义了中国人。”
 
重新定义了中国人，这件事当然远远超出了文化界，
影响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重要人物。
 
例如，制造芯片的“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先生写了自传，专请我写序言；

中国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和夫人的“破冰之旅”记述，也邀我写序言。
 
此外，一些华人聚居的国家也一次次邀我演讲，每场都人满为患。
 
李光耀先生说，二十世纪后期海外华人重新对中华文化产生感动，主要是因为这本书。 
  
这些盛况并没有让我得意，却让我强烈感受到了各地华人的心理饥渴。
他们本来也有很多书可读，
却一直期待着有人能用千年实证，唤起长埋心底的生存尊严。
 
而这种生存尊严，就是能够超越种种隔阂的文化。
 
因此，我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了。
 
我顺势应邀到东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演讲“中华文化的非侵略本性”，
又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演讲“中华文化的八大长寿基因”。
 
这些演讲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甚至成为联合国网站的“第一要闻”。 
 
这样的势头必然会触犯到国际间的某种势力，
于是就有“背后故事”的第三段：风波来去。。 

让世界各地华人找到了“共同的精神遗址”，
这对那些靠着对立来谋生的人来说，简直是釜底抽薪。
 
因此，这么一本温和的散文书，成了他们的绊脚石。
 
但是，要直接否定一部大家喜欢的文学作品很困难，
唯一的办法是避开作品，制造谣言，形成风波，掩埋作品。
 
这是他们轻车熟路的专业。
 
发起者，是一个至今活跃在美国的政治人物。
 
主导者，是香港的《苹果日报》。
 
该报直到2009年5月才公开发文呈示自己的这个身份。
实施者，是广州的一份报纸和一群老人。
 
这些老人几乎都是十年内乱中的风云人物。
选他们，实在是主导者的一片苦心。
因为他们只想趁人们年久失忆，用栽赃的方式来洗白自己的历史，
而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以“大批判”的方式任意泼污。
 
这种“颠复名人”的阵仗很能吸引读者，一时在传媒间气势不小，
我也如他们所愿，成了“有争议人物”，引动海内外瞩目。
 
然而，早在风波刚起之时，
香港著名作家倪匡就说：
“纵然闹成这样，《文化苦旅》还是《文化苦旅》。”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也发表长文，申述了同样的意思。
正是在风波之中，香港一批教授为香港市民开列“古今中外必读书”八十本，《文化苦旅》居然也在其中。
 
后来应民众要求减到五十本，还在。
 
可见，《苹果日报》在香港也难以侵凌高层文化。
 
风波终于过去了，所有的谣言都已不攻自破。
有几个参与造谣的老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下了诽谤罪，先后拐弯抹角地向我道歉。
我托人转告，我不会起诉，他们尽可以安度晚年。 
  
风波过去，原因很多，我只想强调其中两点——

一、丑，永远不是美的对手。
 
我写这本书，始终追求着一种宁静而又弘深的东方大美，
而那些诽谤文章，总是躲闪着一种嫉世之丑。
朗朗天道，渺渺人心，最终都会站在美的一边。
 
《文化苦旅》已经证明，
我所要的美，只能产生于个体生命在长天大地间的探寻和创造。
 
整个过程，都要避免与丑纠缠。
因为一纠缠就会减损了个体生命，淡却了长天大地，
即使没有向丑屈服，也会沦于平庸。
 
因此我自始至终，只让书本安然微笑，不作任何争辩。
 
二、这么多年过去，中国文化已经可以不在乎一切诬辱。
 
连自己人也认为 “丑陋”的时代，大致结束。
这，也是风波终于过去的大背景。
 
经历了这场风波，我更明白了，
有力而又有效地阐释中华文化，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
 
因此，下狠心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了人类各大古文化的遗址，
来与中华文化对比，写出了《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著作，
被国际媒体称为“当今世界走得最远的人文学者”。
 
然后，又系统地以国际观念和现代观念解析中华文化元典，
写了一整套“基建性”的学术著作。
 
最大规模的考察和写作几乎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
使我没有可能参加任何社会交往，仍然是独自迈步。
 
这一切，都是《文化苦旅》的后续脚印。 
  
当年出行，是为了寻找古代的脚印。
 
现在，又要寻找当年的脚印了。
 
这本书，就是三十年前的脚印。

 突然想起我写的几句诗，与这些脚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