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自 郑小悠《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pp.394-95，& 407）
总而言之，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四五十年间，清帝国困于人口激增、地域扩张迅速的根本原因，出现了地方刑名资源严重不足、地方政府控制力下降的问题，直接导致原有“同层集权、上下监督”的刑案审转体系运转不灵，产生异化倾向。表现形式为内地积案累累、京控不断，边、海疆局部地区暴力冲突频发，经常处于半军管状态。面对这些问题，清帝不断调整策略，竭尽所能解决点状分布于各地的治安隐患，试图挽回“中衰”之势。其首选之策，还是强化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力图对地方的失效进行补救，如加强刑部、吏部对地方官的考绩监督，大量派遣钦差特别是刑部官员外出审案等等。
不过，加强中央权力以挽救地方法司堕落的举措，在面对道光年间进一步激化的社会矛盾时，显得收效不佳。因此，到道光后期，清廷已经有谨慎放权之举，即根据具体事项在局部地区施行重犯的“就地正法”。当然，放权的主动权终究还在中央手中，这与太平天国军兴以后的被迫放权有本质区别。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管理学界提出所谓 “权变理论”。“权变”即权宜之变，是机构在管理实践中，根据所处环境的发展变化而随机应变，以适应新的外部条件，并再度对其施加影响。清代刑名体系的设计，本来出自一种“防弊”的需要，然而凡事利弊相乘，防弊之政在一段时间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制度本身的漏洞被执行者发现利用，就出现了制度异化的问题，给整个体系的运行造成障碍。居于体系中心位置的刑部在感受到压力的同时，即需采取一种“权变”的姿态，随时对整个体系，以及自己本身的运行进行调整，来适应、弥补这种压力带来的问题。应变的姿态如能产生效果，维持体系不发生质变，即意味着体系本身尚有弹性。可惜，这种弹性被即将到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彻底打破，战争结束后，中央政府日益衰弱，旧制再也无法被恢复了。
……当然，从根本上讲，太平天国军兴以后，随着地方督抚的坐大，清王朝固有的中央集权体制已经全面动摇并走向崩溃，刑部在刑名系统中丧失固有的地位与权威，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侧面。